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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口语和方言

　　什么是口语，中国真的有“口语写作”存在（就象是否真的有“知识分子写作”一样）吗？当一个当代诗人自称是在用口语写作的时候，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普通话的口语写作（连一个北京人的口语都不是）。而这种“纯粹口语”的幻觉使他们将两个层次的母语混淆了。
　　 我们说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文字的角度上讲的，而不指语音。在语音上，普通话仅仅提供给我们一种标准的交流用语而不是母语。真正的母语是指上海话、四川话、广东话甚至是川沙话、成都话或是佛山话。简单讲，就是街坊邻居间的方言和土话。（最简单的衡量标准就是，一个人在家里和家人说什么话，那就是他的母语了。）
　　 方言之间的差异是足以和两个不同的语种之间的差异相比。当一个上海诗人写下“调羹”一词时，他使用的是最地道的口语，因为上海本地就管那种喝汤用的小“勺子”叫做调羹。（你说“勺儿”，在上海本地的小店里很可能没人听得懂）。而当一个北京人看到“调羹”一词时，他产生的不是一种口语带来的平易近人的亲切，而可能是一种装腔作势的滑稽和可笑。在北方，管“勺子”或“勺儿”叫“调羹”确实是一件让人恶心的事——一种误读就这么容易产生了。
　　 再举一个例子，萧开愚在早年（大概是1987年）写的一首诗《雨中作》里有这么一句：“月亮象迅逝的闪电/照亮江中鱼和藻类”。我个人大胆猜测，这是用四川话写下的，因为在普通话中，最自然流畅的写法应该是：“照亮江中‘的’鱼和藻类”。而在四川话中象原文的写法确是最自然流畅的。在作者的本意中，这可能是再自然、再口语不过的一句，在外乡人看来却有了一种奇特的顿挫感。
　　 萧开愚曾不无嘲笑的指出，上海的诗人用上海话交谈而用普通话思考和写作。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现象。
　　 或者我们可以莽撞的下一个结论，真正的“口语写作”在中国诗坛（如果真有这个坛子的话）似乎还没有出现过，每一个写作者在写作时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某种标准交流语言的修改和删节。（就象一个四川籍的诗人在描写一个漂亮女人时很少会说“粉”或“粉头”）。但一个人又总是在他的文字中流露出这种真正母语的痕迹，这些痕迹又经常造成了一些非常奇特的效果。（前一段时间胡续东曾用地道的四川方言写过一些“纯粹口语”的诗，也算一个新的探索。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些方言编织出来的诗篇对那些没有渊博的方言知识的人——如我辈——来说，是极难得其中三味的，甚至连一些基本理解都有问题。）
　　 误读、曲解和小径分岔般的自由联想：或许这就是阅读诗歌时所能获得的最大快感。

20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