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年轻的理由

 　　20年的概念并不模糊，它是中国重新恢复高等教育制度之后的20年，是政治经济全面改革的20年，是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20年。对于文学界来说，它是由《伤痕》到《上海宝贝》的20年。
举这两篇小说做例子的原因很简单，它们都出于复旦中文系的学生之手，它们不同的内容风格和命运恰巧暗示了这20年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变化脉络。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其文本的影响轻易地跨越了文学的范畴，形成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和“风潮”。相对来说卢新华要幸运得多，当他还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伤痕》就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引发了全国性的“伤痕”文学风潮。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篇小说的幼稚和粗糙之处显而易见，但对文革的反思和对人性回归的朦胧呼唤却毫无疑问地具有了历史高度。可以说，《伤痕》的出现标志了在那一阶段中国校园文学所具有的前卫性和历史性。比卢新华晚13届的卫慧就不那么走运了。在校期间她并没有拿出足以证明自己才华的作品，而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她的系列所谓的“另类小说”却引发了关于“身体写作”以及“70年代后”和“美女作家”的大争论。不幸的是，这些争论很少有文学上的意义，变成了一场人身攻击、夹杂着谩骂和嘲笑的闹剧。现在给卫慧下结论还不是时候，历史总有它自己的逻辑和标准。
　　如果回过头来看这20年复旦的校园文化，以《伤痕》的出现为开端，到1999存在了近20年的复旦诗社的无疾而终为结束，可以看到校园文学不可避免地衰落。一条上升的曲线贯穿了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的前半叶，而更陡峭的下划线却在几年的时间内就淹没了前面的光芒。校园文学的整体势微并不意味着没有好的作品出现。相反，正是在这种失去合唱和关注的背景下，反而产生了一些更为成熟、更具独特性的作品。燕园剧社的一系列各具风格的作品反而正是在这一校园文学的低迷时期出现的。回顾复旦这20年来的校园文学，真正能具有摆脱了文学青年色彩的成熟作品并不是很多，但燕园剧社无疑是这其中最大的一块分额。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戏剧的热情和探索并没有因为离开校园而结束。相反，在上海和北京现在都有了源自燕园的戏剧团体——上海的“夜行舞台”和北京的“偶”。延续性一直是校园里文学最大的一个问题。当充满激越的幻想的文学青年真正走入成人社会后，还有多少人能保持以往的幼稚和顽固？
　　80年代初诗歌的崛起带动了中国整个文学界的兴盛，校园里的文学青年首选当然也是诗歌。校园诗人——这个后来被用滥的词在当时还没有获得它的讥讽的含义。孙晓刚和李彬勇是第一批能够将自己的影响拓展到社会层面的校园诗人。他们和华师大的宋琳与张晓波发起倡导的“城市诗”在当时的中国诗歌界也算是别有特色的一家。后来的诗人们也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但生不逢时的感叹肯定会经常在他们心里回荡。到了80年代末以韩国强为代表的一代人出现了，对抒情的坚持和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使他们也获得了相当高的声望。接下来的恐怕就是文学青年们的噩梦时代了。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学的低迷——90年代以降的复旦再也没能出现一个有决定性影响的中心人物，而又没有人愿意以自杀或其他的极端方式来获得自己所期待的声望。幸或不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校园文学做为一种“文学”，在文学界的影响越来越无足轻重了，而“校园诗人”也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它的反讽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敢于做一个文学青年既需要一点勇气也需要一点偏执，更需要有忍得住冷清的耐心。或许这对于产生一些更明晰更自觉的作品是件好事。
　　然而对当事者来说就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了。而且其中的甜味恐怕也只占了一点微弱的比例。所以我应当向这些九死不悔的人们致敬，他们使我不至于无文可编，不至于让我保留收藏的这些印刷简陋的自办刊物没有新的成员。他们使我的收藏能不断地增加，虽然加速度为零甚至是负。但这也足以使我对着别人骄傲，以他们为荣。
　　自办杂志是传播校园文学的一个最主要最直接的手段。做为一种载体的意义可能还不如它们做为一种行为的结果来得更重要。回顾一下这20年来的各种校园文学杂志，长则维系五六年、印行10余期，短则创刊号之后就销声匿迹。先后有这么多人费这么多的力气来从事这样一个劳而无功的事业，确实令人惊讶。《诗耕地》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最重要也是最长寿的一份杂志，它一共印行了16卷，维持了8年的时间。以诗歌为主要内容的这份杂志是这一时期校园诗人的最大的表现舞台。而稍后的《语声》也先后绵延了6年，但印行的期数却只有8期。相对于这些纯诗歌杂志来说，象《荒岛》这样的综合文类的杂志就更短命了，《荒岛》只存在了5年，印行了5期，而《命运》只有2期，令人耳目一新的纯文论杂志〈可能〉则只有创刊号问世。这些杂志的命运背后是一大批曾经志向高远的学生们的起起伏伏。对很多人来说，杂志能有多大的影响，能被多少人看到都已经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曾经“这样做了”。
　　燕园剧社的崛起是复旦90年代中后期最重要的一个文学事件。对舞台艺术的痴迷先后影响了两三代人的参与。从1994年〈玩真的还是玩虚的〉开始，每一届学生中都有一些极有才华的人投入到这个圈子里来。从90级的亢旭、王海威，91级的韩博、马骅，到94级的崔江宁和高原，一直到现在98和99级的新生们，不断增加的新鲜血液使这个团体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而韩博从本科到研究生的连续在场，又使它获得了复旦校园文学中少有的延续性。97年的时候，崔江宁的英年早逝曾使很多圈内人震惊，从那个时候起，很多人不再是以一种纯粹玩票和游戏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对戏剧的参与，而是逐渐考虑到将其作为一生最大满足感的一种追求。从崔江宁的〈事物的本质与联系〉到韩博的〈椅子不知道〉和〈睡吧〉不断成熟和清晰的自我道路已经凸现，而且我们有理由去等待更出色、更有生命力的作品的问世。
　　最后还要说的是，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写作者。他们的创作仅仅是他们的个体行为，他们不愿意也不屑于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作品。而我的能力和交际又有限，多年来我收藏各种校园杂志和校园文学文本的爱好也不能保证这本书的全面性和权威性。疏漏和错误再所难免，而实际上做一个选本的前提就是不得不进行得删除。做一个选本的编选者也必须做好挨骂的准备，我的选择肯定会和很多人想象中的不一样。除去个人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外，我绝不否认我有自己的主观性，也就是我个人的偏好。我有我的理由进行筛选和删除，而别人肯定也会有更多的理由来反驳我。
　　我还是要感谢那些被疏漏被遗忘的人们，他们的努力和曾有过的冲动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我等待着有一天能有一个更权威更全面的读本出现，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曾经年轻的人们是怎样年轻的。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而且很快。

　　　　　　　　　　　　　　　　　　　　　　 2000.6.北京